2026年7月7日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三楼大法庭。

国徽高悬，旁听席上坐着三十余位来自六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。

席位虽移，初心未移

我叫冉同川，哈尔滨市某三甲医院医务科工作人员，日常工作就是处理医患纠纷。

而今天，我坐在审判席上，我的名字叫做“人民陪审员”。

以前代表医院，现在代表人民。

以前坐一边，现在坐中间。

情理虽切，法不可纵

案子并不复杂，但听着让人心里发沉。

一位中年男子，车祸致骨盆骨折，住院期间查出下肢肌间静脉血栓，做了外固定手术。术后第三天，病人坚持出院，陪护的只有邻居。出院后第十九天，突发肺栓塞，去世了。妻子起诉了医院。

原告代理人反复强调：医院没有把风险告知清楚。病人不知道自己带着血栓出院可能随时有生命危险。

我低头翻看病历。诊断描述、告知书记录、护理备注、离院告知签字——这些文书我看了十几年，再熟悉不过。骨盆骨折合并下肢静脉血栓意味着什么，教科书写得明明白白，那是肺栓塞的极高危因素。术后第三天离院意味着什么，我也清楚。

但坐在审判席上看这些材料，跟坐在医务科办公室看，感受完全不同。

在医务科处理纠纷，第一反应永远是“医院流程有没有瑕疵”“告知书签没签全”——先站在医院这一边，这是职责决定的。

可在审判席上，我得把这种惯性卸掉，重新问自己：事实到底是什么？责任边界在哪里？

合议时我说，得把两件事分开看：病人自身的高危状态是一回事，医院有没有过错是另一回事。关键不在于告知书签没签，而在于医院是否尽到了“有效告知”义务——是否让一个刚做完手术、身体饱受病疼、情绪焦虑、经济状况窘迫的病人，真正理解了这个血栓意味着什么。如果医院确实讲透了、劝阻了、宣教了，而病人坚持要走，那让医院承担全部责任，法律上说不过去。

身份虽易，本心不易

这些年处理纠纷，我常问自己一句话：“如果这是我的家人，我能不能接受这个解释？”

坐上审判席后，我问自己的话变成另一句：“这个判决，能不能让双方都服气？”

两句话，一个意思。用法官的话说，叫“如我在诉”。

这就是两种角色在我身上的统一。

在医院十几年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病人不签字、不听劝、执意要走，背后往往有恐惧、有无力、有经济上的难处。这些情绪告知书写不出来，但处理纠纷的人必须读得懂。

坐到审判席上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无论多同情一方，合议时那一票必须立在证据和事实上。法槌落下去，靠的是证据链闭合，不是情感共鸣。

哈尔滨市南岗区有一千多家医疗机构，医患纠纷较多。2023年，南岗区法院挂牌成立了全省首个“医疗纠纷法官工作室”，探索“专家论证+司法审查”工作机制，被写入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。

法官说，有了医疗背景的人民陪审员，医患双方的情绪对抗明显少了。患者觉得“有人懂我在说什么”，医院觉得“有同行在看着”。判决下来，双方都更服气

庭审结束，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对我说：“你坐在那里，让人觉得法庭是有温度的。”

温度不是我给的，是人民陪审员这个制度给的。

“人民陪审员是不穿法袍的法官。”我们来自各行各业，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和专业判断走进法庭，我们不是法律的旁观者，而是公正的参与者。合议时那一票，和法官的票分量一样重。

情理和法理从来都不是对立的。

就像医务工作者和人民陪审员，都是我，都有着同一颗心。